1976年的夏天，我高中毕业，作为知青到兵团农场接受再教育。分配的时候，相关部门发生意见分歧，磋商期间又赶上毛泽东主席去世，所以耽误了一段时间，待我们下到生产连队，已经是1976年10月初了。

　　我们一同分到5连的知青大约有20人。“文革”中“知青”的定义是初中以上学历，但当时我们这些人中，有几个人连初中都没有毕业，辍学是怕以后会分到公社去当社员，毕竟分到兵团还有一份死工资。

　　报到那天，团里派了一辆汽车送我们，同行的还有连队的一台轮式拖拉机，拖车上载的是连队小卖部从团部服务社新进的商品。

　　到达连队，已经是下午，卸下行李之后，就急忙安排住处。连部有2间空房，就分作男女宿舍。在屋内从南到北砌一堵墙，高约50cm，墙内放上等高的麦秸，再铺上毡子、褥子，就是一张大通铺了。那个时候，这样的通铺，就算是“标准间”吧？

　　铺好床铺，我才开始打量这个我要在这儿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地方。两条河沟之间的冲积带上，是一片几千亩的麦田。麦田的中部，白杨和沙枣围绕着十几栋低矮的平房。连部是一排八间房，东西有两排房子相对，一排是食堂，另一排是职工宿舍。食堂的北面还有一排向阳的宿舍，连部的东南方向，有几排老旧的房子，是更早的时候建的宿舍。虽然房子都是土坯造的，但院子却围成“凹”字型，中间还残留着花坛的遗迹，看得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靠近“凹”字底边中部的地方，有一间房子，是连队的小卖部。院子里停着当天运商品来的那挂拖车，不知为什么没有卸货。

　　连队食堂的晚饭很简单，一份菜，2个馒头。吃过晚饭，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，宿舍里点起了煤油灯。这时，一个姓赵的老工人来叫我和另外一个高中生跟他到连长那儿去。当时连队没有连长，由余副连长代理连长，指导员姓张。张指导员和余副连长交给我俩2支步枪，命令我们今晚站岗，主要是守卫那辆没有卸货的拖车。我们俩上高中时就是基干民兵，对这种勤务很熟悉，回宿舍添了点衣服就上岗了。

　　入夜后，家家户户的窗口露出淡淡的亮光，院子里那个拖车静悄悄地停在仓库门口，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去偷去抢。我们俩背着枪在院子里外转了几圈之后便兴趣索然。这时，一间屋子的门开了，先前来叫我俩去连部的老赵把我俩让了进去。屋子里还有几个人在聊天，其中一个是小卖部的售货员。我听见他们奚落老赵“管事挺多”，老赵则说，主要为关心我们两个新来的知青，否则他“管个鸟”。聊了一阵之后，夜已经深了，他们说，干脆把货卸掉，让我俩回去睡觉得了。于是我们一起走到院里，一会儿功夫就把一车商品都搬进了仓库，然后都回去睡觉了。

　　第二天早饭后，我们俩去还枪时，听见余副连长正在跟张指导员讨论这件事，不过当时我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后来才知道，老赵他们和余副连长在“文革”中分属两派，一向不和，原本那一晚上的哨兵是属于余副连长那一派的，售货员就故意不卸车，好让哨兵晚上睡不成觉，后来哨兵换成了我俩，再不卸车也没什么意义，便卸掉拉倒了。

　　两天后的早晨，我们刚吃过饭，小卖部的售货员来连部报案，称昨晚小卖部失窃，丢失现金4千余元。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，团政治处和县公安局都派了工作组到我们连队来破案，全连职工禁止外出，夜间的哨兵也增加了不少人，我们男知青都轮流值班。

　　这天晚上，宿舍刚刚熄灯，我还没睡着，突然听见枪响，其中有3枪是连发，我赶紧推醒旁边的同学，这时就听见外面吵了起来。我们急忙穿上衣服出去，只见一伙人大声争吵着向连部走来，其中有2个是我们一起来的知青。原来那一晚上他俩跟随一个老职工去放哨，老职工横挎一把冲锋枪在胸前，右手扣在板机上，走到暗处，发现前面有点动静，他就问“谁？”。不料黑暗中突然窜出俩人来，他一紧张，手指头一勾，冲锋枪就响了，但只打出去3发子弹，第4发子弹没响。那2个知青都是初中生，没当过民兵，一看老兵都开枪了，再不开枪更待何时，也就朝天放起枪来。放完枪一看，那俩黑影也是本连的职工，其中一人就是前边说到过的老赵。那一晚他俩也放哨，但他俩和这一位不是一派的，相互之间也没有通气，黑暗中碰上就发生了误会。当时双方都气急败坏，据说老赵上来就想动手，无奈另一方三个人都是小伙子，把他俩用枪托子一顿砸，然后才到连部来解决。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，我们那俩个知青才下乡一个星期，领导什么也没说，3个老职工各被训责一通完事。

　　那起盗窃案最终也没有破，有人说是售货员自己作的案。小卖部停业许久，弄得大家很不方便。后来售货员被就地免职，上大田种地去了。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学当了售货员，小卖部也搬到了连部这排房子，就在我们住过的那间房。男宿舍搬到东头去了。

作者：冯澍　

2011年3月31日